革新之路多艰，阻力横生。直隶总督温成惠曾上疏言：“州县官困于填图造册，竟雇账房胥吏造假，反增民间徭役。”嘉庆帝闻之震怒，敕令都察院将“数据舞弊”定为“欺君之罪”，较寻常贪腐加三等论处——盖因自和珅伏诛后，帝王深知，唯有使数字成为铁证如山，方能破“官官相护”之锢，堵“虚词搪塞”之门。

至嘉庆十二年春，七省已奉圣诏设立“数据房”，专司民生数据汇总登记。浙江巡抚阮元据“粮价差率”查得米商囤积十万石，遂请圣命开仓平粜，按全省均价抛售，浙中米价旬日回落两成；陕西布政使依“赋税征比”追查藩库亏空，竟牵出乾隆朝遗留“捐监冒赈”旧案，涉案官员三十余人，皆按数据勾稽逐一落网。往昔需钦差出京方能查办之重案，如今凭一本本黄册、一张张图表，贪吏便无所遁形，时人谓之“算筹之下无巨奸”。

嘉庆十二年春，云南布政使司将新制斑铜香炉贡入紫禁城。炉身錾刻“官民同利”四字，金光映着养心殿的朱漆梁柱，恰如滇省矿税改革后的吏治新貌。嘉庆帝抚炉长叹，忆起去年秋鄂辉伏法时的哭号：“臣以为山高皇帝远，不料矿坑细事皆入天听。”殊不知，自推行“数据建档”以来，各省民生细目皆驿递入京，帝王案头的黄册，早已成为照破天下贪墨的悬镜。

雪夜初融，帝临全国官员数据总册，见“治熵值”一栏多有标红者，忽取朱笔批于册首：“熵值高者未必尽贪，熵值低者未必尽能。”此语道破数字治世之局限——数据可量赋税多寡，却难测官心正邪；能揪出鄂辉之流的硕鼠，却无法根绝官场积弊。正如两淮盐改既赖拍卖数据，更倚帝王铁腕，今日“数术查贪”，终究是制度之网与帝王权术的合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