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春风吹化檐角残雪，云南驿递来报：汤丹厂矿税明细已张榜布政司辕门，倮倮族头人持贝币核计抽成，竟发现抽课较鄂辉任内减少三成。嘉庆帝望着窗外初绽的杏花，忽命将鄂辉旧宅改建为“算学馆”，专教州县官核计数据之法。他深知，这场始于盐政、兴于矿税的数据革新，虽未能根治贪腐，却在清史长卷中留下了独特的印记：一位帝王试图以算盘与图表丈量天下，在传统官僚体系中凿开一道缝隙，让理性之光透入积弊深重的官场。

历史的深意在于，当鄂辉辈在数据前战栗时，嘉庆帝亲手推动的“以数治吏”之策，已为后世吏治革新埋下伏笔。那些被匠人精心绘制的折线图、被算筹拨弄的税赋表，终将成为旧帝国在盛衰交替中寻求变革的明证，让后人于泛黄黄册间，得见一位帝王在传统与革新间的权衡与深虑——他以数字为刃，试图剖开吏治的痈疽，虽难逆王朝兴衰之局，却为帝国官僚体系注入了一丝冷峻的理性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