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十二年八月初七，北京的秋风吹散了户部银库的霉味。绵志抚过嘉庆朝《宗禄核减算盘清册》的封皮，指尖在“嘉庆四年”的落款上停留——那是先帝推行“旗民转业”改革的关键年份。清册内页，每道算盘刻痕都注着“宗室禄米实发七成，余三成折银易业”的朱批，这是嘉庆帝为推动旗民自食其力而设的过渡方案，如今却被道光朝《宗禄豁免条例》盖着猩红的“奉旨照准”印，墨迹下隐约可见先帝朱批“旗民当效圣祖耕战，不可空耗国帑”的残痕。

“大人，载龄大人的人又来催销档了。”书吏的声音打断思绪。绵志望着窗外搬运档案的旗丁，他们肩扛的木箱上赫然贴着“霉变焚毁”的标签——那里面装的，是嘉庆朝“旗民实业局”的全部档案，从《旗人屯田清册》到《匠籍改业算盘录》，记录着十万旗民脱离禄米、从事农工商业的尝试。他转身打开暗格，取出嘉庆朝铜尺，尺身刻着“数据治世，旗民自养”的先帝手书，这把承载着改革记忆的铜尺，如今却与满是霉斑的算盘珠一同被锁入暗格，恰似被封存的嘉庆朝改革理想。

深夜，绵志在值房点起三盏油灯，将道光朝《宗禄黄册》与嘉庆朝《旗民转业总账》并列。算盘拨至“远支宗室禄米”栏时，他瞳孔骤缩——道光朝禄米较嘉庆朝多出三成，而对应的“旗民实业补贴”栏竟为空白。“载锡们怕的不是数据，是旗民不再仰赖宗禄。”他用放大镜照向黄册纸背，显现出“载锡”私章下的密注：“禄米虚增部分，半入私仓，半购洋货”。当算珠拨到“漕粮虚增”项，他翻开张恪旧信：“每船虚报十立方尺，私粮尽入宗室私栈”。取出嘉庆朝《漕运转业则例》，其中“旗丁运粮之余可附载商货”的条款被墨迹涂盖，取而代之的是载龄新颁“竹筹丈量，虚增三成合法”的训令。嘉庆朝铜尺与道光朝竹筹并列案头，前者刻着“寸寸皆公”的先帝训示，后者短三寸且刻“天恩”云纹，仿佛改革与倒退的具象化对比，在油灯下投下明暗交织的影子。

次日，绵志捧着嘉庆朝铜尺闯入乾清宫：“启禀皇上，宗室虚领禄米与漕粮舞弊，皆因废除先帝‘旗民转业’旧制。”他展开《宗禄虚增对比算盘图》，“嘉庆朝三千宗室中，千余人已务农经商，岁省禄米四万石。今尽废其业，逼十万旗民复归廪食。”道光帝盯着铜尺上“数据治世”的刻痕咳嗽不止：“朕闻嘉庆朝曾设‘实业局’，卿可曾参与？”绵志叩首：“臣时任户部侍郎，亲见先帝令宗室子弟学算术、习百工。载锡等旗主曾联名反对，称‘旗人执算筹，有辱弓马体面’。”言罢呈上《旗民改业成效录》，内页夹着松江旗人开设的“振武布庄”算盘流水，“此布庄年缴商税千两，昔日却是领禄米三百石的闲散宗室。”铜尺的冷光与算盘的珠响交织，仿佛在乾清宫内重现先帝改革的热烈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