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的冬季，战争刚刚结束。穿过大西洋、驶入地中海、登上意大利东北部的威尼斯港、再经过一个周的长途跋涉，皮克曼与克劳德终于抵达了位于多瑙河中游以北的喀尔巴阡森林地区。

“我很快乐。”面对眼前一望无际的连绵群山皮克曼说道，“我很快乐，因为我还活着，因为我在这样一个明媚的日子里穿行于美丽的山野。”他张开双臂作出拥抱的姿势并深吸一口气，这里没有任何工业污染与汗臭的味道，当然也没有硝烟与血的味道，如此稀松平常，却又如同天堂。

“是啊，我们还活着。”克劳德在附近一节倒地的树干上坐下，不顾新买的牛仔裤染上一片棕褐色的污渍，他抬头望向天空，又像是把目光落在了比天空更远的地方。

1918年冬季的太阳，是一千余万人没能看见的太阳。

“我很抱歉。”皮克曼忽然意识到自己的失言连忙说道，学者的儿子便战死在今年的四月。

“没什么可道歉的，死了的人已经死了，活着的人还要继续活着。”克劳德揉揉酸痛的双腿，“当时觉得这几年多难熬啊，回忆起来又像是弹指一挥间，就像是一场梦。没人料到战争会如此轻易的结束，就像它莫名其妙的开始一样。”

“确实如此。”

“幸好我们在美国，欧洲人的处境恐怕比我们还要艰难不少，”克劳德话锋一转，“咱们是在哪一年认识的来着？”

“07年，当时我在你的暑期短班学习解剖学。”皮克曼回答。